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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12日下午，北京。
我和金子明下火车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就近订了宾馆，放下随身行李，便一刻不停来到公安 部刑侦局递交案件卷宗。这些事基本都由金子明来做，我相当于一个跟班拎包的秘书。案件的《立案报告表》和前期情况已经由省厅通过传真简单向部里汇报过，所以部里对此也是非常重视的，案件申报材料虽然层层递交，但是很顺利，一个下午就已经申报完毕。同时按照张副局长的意思，也向刑案专家办公室递交了希望得到有关刑侦专家协助的书面申请。同时，把希望用DNA技术协助侦破“西城系列切颈杀人案”的想法跟部里接待的同志提了一下。
负责接待的同志看着我们送去的现场取样，沉默半天告诉我们：“你们西城目前有DNA信息数据库吗？”
金子明茫然地摇摇头。那位同志无奈地看着我们：“DNA鉴定虽然是目前国际国内最先进的技侦鉴定技术，但是也必须要用犯罪嫌疑人的精 液、唾液或者毛发来进行一对一的比对，现在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，我们公安系统也才开始着手建立DNA信息数据库，你们现在光是送来凶手的取样，但是没有具体对象的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做鉴定比对。只能先放着，等有了具体的嫌疑人，再来做比对吧。”
我和金子明也只能面面相觑。
从公安 部刑侦局出来，我用北京街头的座机给李洋帆教授打了电话，大概讲了我来北京的原因，问他有没有时间，晚上可以一起吃饭。
这个开朗的老头儿立刻答应了我的要求，但是他的要求依然苛刻，他要求我找好一家餐馆，他认为满意后，才可以赴约，不然就只能是我自己吃了。
我一口答应了。
打完电话，我征询金子明：“晚上可不可以和我的一位老师一起吃饭？”
金子明当场很爽快地答应，并且告诉我，餐费可以从办公经费里报销。
时间已经很晚了，也过了吃饭的点儿。我们来不及回宾馆，便直接乘出租在学府路找到一家餐厅坐好，然后立刻惴惴不安打电话给李教授，说了详细的地点和餐厅名称，问他可否赴宴。
李教授在电话里沉思一会儿后，说：“可以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