姜义三人走后，刘邦想了很多。
军改的必要性不言而喻，但实施起来，阻力重重，任何改革都免不了斗争，无论是明面上的，还是暗地里的。
要解决这么矛盾，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要么彻底地消灭反对声音，将站在他对立面的人全部送进地狱，要么温水煮青蛙，给既得利益者一定的补偿，彼此达成妥协。
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
能彻底消灭自然是最好的，改革的越彻底效果越明显，可是，刘邦能这么干吗？敢这么干吗？
答案是否定的。
因为既得利益者不是一小撮人，而是整个文官集团，通过这么长时间的了解，刘邦很清楚，这一群人究竟拥有怎样的力量，他们是文官不错，可他们却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。
说到底，他们才是帝国的统治阶层，和这样一群人作对，就算是皇帝，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
况且，朝堂之上刚刚趋于稳定，也确实不能再折腾了。
“前一条路走不通，那就只剩下妥协了，可问题是我该拿什么去交换？又能拿什么交换？”
刘邦心中苦涩异常。
事实上，有件事他并没有告诉姜义几人——军改只是开头戏，他真正想做的其实是，在帝国内部，进行一场，深刻而又全面的改革。
并不是冲动，这个想法在刘邦的心中早已酝酿多时。
站在高处，只要你愿意睁眼看世界，不用花费太多心力，自然而然就能从中发现一些东西。
皇帝生涯进行了将近两个月，对这个国家的发展现状，刘邦基本上了然于心。俗言道，屁股决定脑袋，站在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角度来评价大渝帝国。其存在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了。
经济上，问题重重，商业占整个国家的经济比重越来越大，商贾的发展简直能用‘猖獗’二字形容。
由此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，权钱交易，官商勾结，贪污**问题严重，大渝上层阶级加速腐化。
这还不算什么。可怕的是，掌握权力的大家族又掌握了社会财富！天知道他们会干什么，能干什么？‘富可敌国’对于皇帝的威严是一种挑衅。
而且，商人的天职就是逐利，为了利润，他们以身试法，他们不顾礼义廉耻，甚至，他们卖国求荣。
乐观来讲，就算这种商贾是少数，不足为虑，但有一点，却是他们谁都会做的，那就是圈地。
有钱就圈地这是必然，因为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时代，只有土地才是最稳定，最有价值的财产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他们去圈谁的地？皇家的？他们想都别想，贵族大户的？他们也没这个胆子，唯一能圈的，只剩下了那些一没钱，二没地位的农户。
土地兼并加剧，自耕农最后变成了佃户，经济上丧失自由，自然，人身自由也就无从谈起。
农户们备受剥削，欺压，等到最后实在活不下去，他们只能揭竿而起，成为叛民。
这就是大渝的经济现状，商业发达，帝国的根基，农业却趋于‘崩溃’。这里所讲的崩溃不是指经济形式的消失，而是指生产关系的病态化。
其中存在着因果关系——因为商业发展不被控制，所以农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。
在后世，这样的观点一定会被人看作是脑残言论，但注意，这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时代，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后世的地步，商业阻碍农业的发展是绝对存在的。
看官：你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？
嘿，毫不夸张，‘静波寺’的出现已经证明了商贾阶级的力量，刘邦从少府监得知，‘静波寺’最大的股东，就是皇族，董事长以前是太后，现在变成了刘邦。
皇帝的内库收入来源主要就是‘静波寺’。
而且，同为三绝之一的‘食为天’，区区商贾便能租借始皇御船开宴会，也同样证明，商贾很有能量——虽然只是仿制的，但再怎么说那也是皇族的东西，一般人是借不到的。
商业的发展已经畸形化，可朝廷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商业政策还是延续几十年前的，重农抑商名存实亡。
也许，朝廷早就意识到了，只是谁也不说，谁也不管，放任自流，想想也是，皇族，皇帝才是最大的得利者，他又怎么可能去管呢？
这是一场皇族，贵族亲自导演的一场盛宴，统治阶级就如同一个瘾君子，不可自拔。
要改变，谈何容易？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病态畸形的经济造就的是同样不可理喻的政治，实行了数百年的察举制已经僵化，无药可救。
大族们垄断了做官通道，掌控了舆论，更拥有了财富，所以大渝的政治就变成了家族政治。
看看朝中百官，有哪一个身出寒门？正因为，朝堂变成了各家各户的角逐场，所以，家族的利益纠纷就变成了政治斗争。
包括他与太后的这场争斗。究其根本，还是太后扶持的北方望族与南方本土望族之间的战争，皇帝